（一）（2 / 2）

从上海回来，我没有去质问林薇，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。我们在楼道里碰面，仍然点点头打招呼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，结论是：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，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，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，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。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：升职，加薪，出国培训，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。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，所以更加无所顾忌。

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，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，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。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，三十出头，我们都叫她琴姐，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，讲起话来和颜悦色，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，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。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，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，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，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。更要命的是，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。

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，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，还是完成时呢？林薇爱干净，不会躺在地板上，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？想象力真是可怕，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。

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。

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。这一年雨雪特别少，整个城市又脏又冷，让人很不舒服。

圣诞节快到了，公司里照例开晚会庆祝。按照西方人的惯例，家属们都被邀请了。我见到了我们部琴姐的丈夫，还聊了几句。那是一个本分的居家男人，一轻总公司下属单位搞技术的。我猜想他对妻子的工作性质不甚了解，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，对我大谈特谈一家两制的好处：他在国企等福利分房和报销药费，他的妻子在外企挣钱，过两年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实验小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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